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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我这病生得妙，它妙就妙在，我竟然有幸能让周含章为我鞍前马后。

  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

  周含章带着我去了医院，把我像个稻草包一样丢在等候区的椅子上，然后拿着我的身份证去填写病历本，但没一会儿他就回来了，问我：“你手机号码是多少？”

  真是令人心碎的问题，我粘了他这么久，他连我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。

  我报了一串数字，他唰唰几笔写好。

  我坐在那里被他裹得像个笨拙愚蠢的大粽子，我说：“周老师，我没钱。”

  周含章理都没理我，直接去排队挂号了。

  医院啊，尤其是好一点儿的医院，不管哪个窗口、哪个诊室，门口永远都大排长队，我一直觉得生病的人要是一个人来折腾这一趟，还没看上医生就先升天了。

  得亏，我有周含章。

  他排队，他交钱，他跑前跑后，我就负责坐在椅子上犯困。

  发烧让人浑身无力，我眼皮都支不起来。

  周含章挂完号，过来又像是拎麻袋一样拎着我上楼，我问他：“周老师，能给我整个担架吗？”

  “你说呢？”

  “不能。”

  我乖乖靠在电梯的角落，叹气。

  “别叹气。”

  我以为他是想安慰我，没想到他下一句说的却是：“会传染。”

  烦死了。

  这个人真的烦死了。

  就这么折腾了得有两个多小时，我终于坐在了注射室。

  一开始医生还有点儿想劝我别挂水，让我回家吃点药，说年轻人体质好，能不打针就别打针了。

  但我坚持要打针，我说：“医生，您不知道，虽然我年纪不大，但工作辛苦，身体已经被糟蹋坏了，靠吃药，怕是挺不过今晚。”

  我说话的时候，很虚弱，还靠着周含章。

  当然，这些话不只是说给医生听的，也是说给周含章听的，我最会卖惨了。

  我还说：“医生，您辛苦了，给我开几瓶药让我打针吧，我就是一个底层的打工人，得赶紧好起来赚钱养家糊口。”

  医生可能是被我打动了，也可能是单纯不想听我说废话，总之，还真的给我开了三天的吊瓶。

  挺贵的，好几百。